被称为“北宋官宦家族庶女宅斗大剧”的《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终于赶在2018年底上线了。还未看到正式剧情前小屿就被一分钟的片头惊艳到，非常淡雅的古绢色，中国风手绘插画，配上中国民族乐器演奏主题曲，一卷故事淡淡然地铺开了。
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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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集中，盛家嫡长女华兰的收聘宴上，盛家三子长枫与少年男主互比投壶，没想到却是个技术烂脸又黑的“非酋”差点就将长姐的聘雁一并输出去。这是盛家小六依靠强大的女主光环出场，在男主故意放水的隐藏前提下投中“倚竿”拿到十筹，现场上演逆风翻盘赢得比赛（间接实力坑娘）。
这看着跟扔标枪似的投壶，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
投壶是古人宴会时礼节性的游戏。游戏时设置特制之壶，宾主以次投矢其中，中多者为胜，负者饮。投者在一定距离外，宾主按先后顺序把箭投向壶中并通过计“筹”来判定胜负的一种游戏活动。这时安排在剧情里是完全合乎情理的。
根据史料记载，投壶最早出现于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：“晋侯以齐侯宴，中行穆子相，投壶。”西周时期，礼射有着严格、繁杂的礼仪要求，后因礼仪限制不符现实要求，便出现了含有部分礼仪要求的以投代射的投壶活动，使“宴射”变成了“宴投”。
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投壶就是射礼的简化。以投壶代替开弓射箭，既能娱乐嘉宾还能学习礼射，一可彰显主人盛情款客，二能增添宴会欢乐气氛，三又不失宾主各自的身份，一举多得。
文人们看到了投壶在礼教方面的价值，极力推广投壶古礼，并对投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这些人，三国时期有书法家邯郸淳，北宋则有宰相司马光。
曹魏邯郸淳善投壶方能写出名作《投壶赋》。这篇文章详述了汉代投壶规则，核心讲的却是仁义礼仪和恩威相兼的君臣之道。当时的投壶“高三尺，盘腹修颈，饰以金银，文以雕刻”。显然这种经过精心铸造装饰的壶已经不是最初席间用来盛酒，已经成为投壶游戏专用。
汉代投壶将木矢改为竹矢，利用竹子本身弹韧特性使箭杆跃出，从而增加一支箭往复进出的玩法，颠覆了《礼记》中原本每人只能投四支箭的硬性设定。因此，这种玩法更注重游戏的技巧性，也增加了投壶的趣味性。
后人对投壶的游戏规则不断改进。
从晋朝开始，投壶壶口两边增设两个小壶耳，与壶口并列，竹矢可投入其中。这时候的投壶花样更多，技巧也随之提高。投入左耳或右耳的箭，箭身斜倚在耳口形同腰间佩剑的情况，叫做“带剑”；箭身斜倚在壶口的叫做“倚竿”，投的箭“圆转于壶口”，停止后成为“倚竿”的；箭尾先入壶口的，叫做“倒中”。
古代还出现了一些投壶高手。晋人孙盛在《晋阳秋》里记载，有一个叫王胡之的人，可闭上眼睛投壶，百发百中。西晋首富石崇有一婢女可以隔着屏风投壶，也是百发百中。
贵族文士重视投壶过程中所蕴含的礼仪文化，民间看重的则是竞技和斗酒的乐趣，投壶可谓雅俗共赏，贵族和平民各取所需。男女杂坐投壶行酒令是市井玩法，雅歌投壶则是士大夫玩法，一俗一雅，并行不悖。
宋代饱受理学熏陶的文人们这时就坐不住了，他们认为投壶原本是一项高雅的礼节性游戏，如今却沦为市井游戏，有悖古礼发展，并大力提倡恢复投壶古礼。其中喊得最响、影响最大的就是写了《资治通鉴》的司马光。
司马光也是资深投壶爱好者，他认为当时流行的投壶玩法花里胡哨的多是奇巧侥幸的投法，这并不合礼制，所以他对投壶进行了改革，写出《投壶新格》。
司马光对投壶的礼节、用具、规则都重新做了规定。比如，第一箭投入壶中，叫做“有初”，得分计为十算；第一箭投入壶耳，叫做“贯耳”，也作十算；“倚竿”，以及箭尾先入壶中的“倒中”，以前是算分的，司马光认为这是瞎蒙，不合礼仪，所以不给算。
然而司马光制定的新规在当时的士大夫圈内被推崇，一直为后代所遵循，投壶也更加兴盛。民间玩投壶还是更自由的，又出现过令人叫绝的新花样。
比如被称为“仙人指剑”的背投（这招在《知否》第二集投壶比赛结束后少年男主展示过，有点小帅），明代高手苏乐壶的招牌动作“三箭齐发分中三孔”。
不过这些都都被当作杂耍把戏观赏，宫廷贵族宴乐时的投壶还是按司马光制定的新规执行。明朝宫廷画师濮阳人商喜作《宣宗行乐图》，其中就有明宣宗朱瞻基投壶的场面，玩的正式司马光提倡的双耳壶。壶中已中三根红箭，朱瞻基手握第四支红箭蓄势待投，旁人所投的三支蓝箭全部未中，掉在地上。
投壶直到清代仍然十分盛行，直到民国时期社会剧变，孔家店倒塌，投壶因为浸淫封建礼制而突然销声匿迹。此时投壶却已成了封建礼教的象征，鲁迅就对章太炎参加投壶很不满意。于是投壶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